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消费增长中最快、最大的一块。

这只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富士康的示范效应使得其他企业也被迫纷纷提升员工工资和福利，然而美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仍保持相对平稳。但差距也是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即将进入智能化社会，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企业的发展方式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苹果总裁库克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曾透露，苹果2013年将在美国本土投资1亿美元设立生产线，用于组装部分Mac电脑。这是继2月份富士康宣布加薪16%-25%之后，再度宣布提高工资水平。然而我国在经历了天然气价格改革之后，目前天然气井口的基准价格比美国约高310元/千立方米，高出30%之多。这种聚集效应在欧美地区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我国的海峡两岸却极其常见，可以视作一种后发优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1.91%。

那么，中国制造业在这场竞争中的红利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参考。此举一方面被视为是对奥巴马所提再工业化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制造业敲响了警钟。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

导致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收入未随着GDP的不断增长而增长？或为什么居民收入赶不上政府、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农村，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所获。但是农民获得的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分，报告从生态文明必然涉及经济问题的角度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环保力度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如果以支出法角度分析为始点（以生产法角度或收入法角度分析为始点同样可行），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众所周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过去几年来，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美国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上述两个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

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二者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三是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又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刺激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变。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分别占当年GDP的10.1%和9.1%（2011年降到了2%左右）。

这里且不说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创新战略、提高开放水平等内容本属经济改革之题，就是解决民生中的收入、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同样涉及经济问题及体制改革。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要谋划顶层设计，必须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准确的把脉。

有人测算，2011年通货膨胀税高达1.5万亿元。怎么发展？大型央企靠不住，需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

1996～2002年中国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里有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那么，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且如何推进呢？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但有的学者以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计算（即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得出的结果是，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导致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收入未随着GDP的不断增长而增长？或为什么居民收入赶不上政府、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农村，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所获。

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从经济学出发，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各种经济问题，其实都可以从以下几种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和把握。

第四，上述分析同样表明，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无论这次调整是主动而为还是迫不得已，它都肯定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如果以静态的、分别的视角，并列、汇总上述四种方法的分析，经济运行中似乎存在同时并列、相互无关的结构扭曲问题。

即使中国经济如期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但如果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麻木不仁，照样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如果以支出法角度分析为始点（以生产法角度或收入法角度分析为始点同样可行），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众所周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

再次，为什么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如此之高？长期看，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再加上资本价格、资源要素价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荣因素，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大量依靠出口，形成经常项目异常的高顺差。上述分析表明，要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必须加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能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面对上述复杂的经济问题，改革从何下手？社会上有各种议论，不少人认为，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以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简略地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基本特征。

也就是说，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但是农民获得的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

根据十八大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上，是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出发，分别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三个角度，对涉及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向、要求与承诺（但没有量化的指标要求）。

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因此，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解决不了，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其突出表现是，2003～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明显不足。诚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必定会增加一块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二是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剧，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是，如果以动态的、互为联系的视角分析，它们之间却又是相互关联的，有的就是因果循环关系，有的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互为因果关系。

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分红所占比例极小，以其积累的大量利润和资本，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包括以国企独有的垄断优势进行大量的非主业投资，获取超额利润），不断推动上述支出法分析中的高投资水平，形成了生产法分析中的产业结构重大扭曲。可见，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大笔资金（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每个财政年度的支出也是可以承受的）。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投资。综上所述，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